芬芳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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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芬芳在人间

2、纪念当代哲学史家汤一介：“高阁学问，芬芳人间”

3、芬芳人间

　　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最喜欢的花，有的人喜欢茉莉花，因为它清香淡雅，象征着尊重；有的人喜欢牡丹花，因为它开放时姹紫嫣红，象征着富贵；有的人喜欢玫瑰花，因为它火热激情，象征着爱情。而我，最喜欢的花是那美丽的百合。 　　前一天，生物老师让全班同学都带花过来观察做实验，这句话都被同学们牢牢地记在心里。于是这一天，我刚走进教室，花朵就送来缕缕迷人的清香，让一大早昏昏沉沉的我变得神清气爽。来到座位上，旁边同学的一束花吸引了我，是一束百合花。我细细观察起这束百合花，她的花瓣非常漂亮，一瓣重叠在另一瓣上面。我从上往下看去，在绿油油的叶子的衬托下，百合花格外艳丽，让人不禁想到了圣洁高雅的仙女。 　　没想到，班里的同学大多都带的是百合花，我所见到的，大多都是白的，有一两枝是粉红色的，它们都是香水百合。对于这种气味，我是很熟悉的。小学的时候，我每周六都会去练毛笔字，兴趣班的旁边就有着一个花店。一次我经过，正好一阵风吹来，那独一无二的芳香就被带了过来，这芳作 文 吧Www.ZuoWen8.coM香不是刺鼻的，而是清淡的。也只有这香味，才能让我把一些不愉快、不开心的事拋在脑后。有一天，我进了那家花店，询问了这香味的来源，店主回答说，这是香水百合。我随即买了三枝，插在了家里茶几上的花瓶里。过了几天，它们凋谢了，可沁人心脾的芳香却留在了我家，久久不消散。 　　在生物课观察研究后，百合也被插进了水瓶放在了班级的柜子上，巧的是，我就恰好坐在柜子旁边。这倒还有不少好处呢，先不说每时每刻都能闻到香味，欣赏美丽的花，就说在自己犯困打哈欠，忍不住想合眼皮的时候，一阵风吹来，同时也带来了百合花的清香，我就瞬间来了精神，这可是一件神奇的事啊。 　　原本，我这个人是不爱花的，叫得上名字的花单手就能数出，可就在那天，那阵清香，使我去了解了百合花，使我迷上了它。现在，在班级里，也总是闻到一阵若有若无的花香。沐浴在阳光中的百合花随风摇曳，在我心里，它变得更加高贵典雅、婀娜多姿。　　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著名哲学大家汤一介先生于京辞世，享年87岁。长幅挽联“阐旧邦出入佛道修儒典三教乐地奈何哲人已去，辅新命会通中西人极明四海同心信哉德业长存”，是对他一生的勾勒。虽已时隔七八年之久，但缅怀之情依然无比深切。因为作为继大学者季羡林仙逝之后，又一位学术界国宝级学者的遽然离去，乃中国知识思想界又一重大损失，顿时惊动四方，令人惋惜不已。 　　汤老“一介”书生，其影响何以能超越学界?因为他不脱离时代，研究关乎社会，关乎人心；因为他怀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爱国情感。他就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书生本色，家国情怀，学术入世，桃李满园，著作等身，儒者风范。正如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景海峰曾经写道：“作为年届八旬的老人，不以颐养天年为求，不以含饴弄孙为乐，更不以金钱、名誉、地位等为意，而是汲汲遑遑地为中国文化的千秋大业和中华文明的传诸永世而恪尽一介书生之绵薄微力，兢兢业业地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其志永固，其情可感，其愿撼天！” 　　汤一介先生祖籍湖北黄梅，出身学术世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著述丰富，启迪后人。汤一介的一生，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因为历次的政治浩劫，他与同代人一样，走过了几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但他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以“知天命”之年重新焕发学术研究与创作的活力。甚至在76岁高龄，还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组织协调国内外20多所大学、400多人的庞大编撰队伍，他说完成《儒藏》是他的“梦想”。 　　他反对人们用“国学大师”称呼他。他认为，“大师”应该有一个思想的理论体系，而他自己只是中国哲学问题的一个思考者。对于人们献上的“国学大师”桂冠，他总是敬谢不敏，甚至连“哲学家”的称号、都不敢贸然接受，他认为自己只能算是一个哲学史家。因为，“哲学家是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而哲学史家是研究历史上哲学家的学者”。他曾说：“我没有能成为一个哲学家，从我自身说，也许我没有这个天分。虽不能尔，心向往之。”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应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汤一介提出“和而不同”对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还着力构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这三个基本命题阐发出儒学真精神;关注中西文化融合问题,强调“中西兼通”,提出“要创造若干个中国化的西方哲学”、“建立中国话的解释学”等。今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汤一介集》,共计十卷,全面展现了汤一介的学术轨迹。 　　2014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老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在《汤一介集》出版之时，他说：“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年轻时我喜欢读中外文学著作。由于读了一些名著，我对人生、社会产生了许多问题，因此我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来思考。于是，我选择哲学系，希望能了解到中外哲学家思考的哲学问题及其思考哲学问题的方法。为了积累知识和教好课，我购买了不少书，有五万余册。当然，我认真读的书也就是几百册，其他翻翻而已。在开始写作时，我大体上就是从思考的问题展开的，但此后因环境的变化，思想被一条绳子束缚住了，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两代学人遇到的问题。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学术历程中是有“自我”的，但在50年代后则失去了“自我”，只是到80年代又找回了“自我”。因此，严格地说，我是80年代才走上学术研究的正轨。在80年代后，我头脑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作为哲学家还是哲学史家两个虽有联系但却很不相同的方向，我是向哪个方向发展呢？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个问题。因此，在75岁以后，我一方面主持编纂《儒藏》，另一方面仍然在思考和研究一些哲学问题。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创构一种有重大意义的哲学体系。但思考哲学问题的习惯，使我还是在关注某些哲学问题，只要有时间我就把这些问题写作成文，作为我思想的记录，也希望得到同行的响应和批评指正。” 　　在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景海峰看来,中国文化书院的兼收并蓄、和谐融洽发展,与其主事者的处事风格和开放心态密切相关。“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掌门人,汤一介为书院的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艰苦的努力,在他的带领下,书院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业绩,这份成功是与他的人格感召和宽广胸怀分不开的。” 　　“小时候父亲很少管我们,也很少过问我们的功课。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是传承祖辈的‘家风’,学习做人的道理。”汤老记得,父亲曾经把他珍藏的一幅《颐园老人生日燕游图》拿给他,上面有一段祖父约700字的题词,其中他记忆最深刻的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食,随时而安,固吾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对此,汤一介曾解释说,“‘事不避难’就是困难的事情,你应该承担的就要承担;‘义不逃责’即合乎道义的事情,你就应该负起责任来。”他将这段为人处世的祖辈遗训当作座右铭,身体力行、孜孜以求,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探寻真善美。 　　汤老常说,“人活一天,就要做事,只有做事才能体会到快乐。你的快乐就是你的生命。你要不做事,你就没有快乐,也就没有生命。” 　　汤老家有两间书房,虽不大,却四壁环书，藏书达四万册之多。其中,整齐排列的《儒藏》“精华编”格外醒目。“我们编纂《儒藏》的目标是,100年内不会有人超过,而且成为世界上通行的儒学研究本子。”编纂《儒藏》始终是汤一介要实现的一个愿望。 　　在2011年农历正月十五,汤一介84岁生日聚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曾这样评价,“汤先生以自己半个多世纪学术工作积累的功力和境界,化作深刻而开阔的学术眼光,提出了若干重大的科研课题,不仅为中国儒学搭建了一个研究的平台,更是为我们中国哲学未来10年的发展作出了整体规划,可以说是‘总设计师’。” 　　冯友兰先生曾说,“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真火要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汤一介即是将自己的生命作燃料传这团真火的人。 　　他一直认为，自由思想最重要。所以，在他晚年，无论是给学生讲课，还是写文章、作演讲，他都在强调：“做学问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他还强调：“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兼容并包，才能够有很自由的讨论环境，也才能够真正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 　　一个人学问的高下往往和他境界的高低相联系，“做学问”与“做人”是统一的。“做人”首先要真诚，“做学问”同样要真诚。“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兼容并包，才能够有很自由的讨论环境，也才能够真正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古人的思想观念无论多么有价值，都必须给它们适应现代生活的新诠释，并使之落实于操作层面，才能对现代社会生活发生实际效用。我自知自已的学术功力比起老一代学者如熊十力、陈寅恪诸先生差得很远，但我和我这一辈的人却也在努力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复兴做力所能及的事。” 　　哲学可以被视为“无用之学”，因为它不能一一解决具体问题，但它思考问题的路子，却可启迪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人生境界，故又可被视为“大用之学”。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是要从中发掘出其“无用之大用”，以贡献给人类社会。 　　他曾讲，“19岁的时候我看到林庚写了篇《生》，觉得他认识不够深刻，就写了篇《死》。我说母亲一生下我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将多一个坟墓。除此之外，我还写了《论善》和《论人生的意义》。对于人生的意义的理解，那时我写道：人的生命就像火焰，小小的火焰燃烧的时间长，但它照亮的面积也十分有限。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我想直到现在，我的思想都没有改变，还是宁肯选择做烈焰。如果说我想让孩子们明白什么人生道理的话，我希望他们知道：自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 　　在他的印象中，他生活的大半辈子都与北京大学有关。因为从北京到重庆，从沙滩红楼到未名湖，他与北大共同经历了6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北大有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有我热情追求的青年，有我提心吊胆的中年，现在我已进入回忆思考的老年了。”忆起往事，这位耄耋老人不胜感慨。 　　从上世纪末的“传统文化热”，到如今的“国学热”，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近百年的沉寂，重新走上复兴之路。然而人们是否知道他，一位最早提倡“国学”的国学大家，一位从不以哲学家自居的哲学家。他认为，民族崛起从文化复兴开始，甚至在病中仍然不忘文化复兴。“上个月的时候，先生还嘱咐我要文化复兴，没想到他会突然去世。”汤一介的学生李中华上个月去探望他，他在病床上嘱咐要加紧工作。 　　“为什么我们会提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来？因为我们看到，在21世纪，这个世界可能会有一个大的转变。雅斯贝尔斯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每一次文化上的飞跃都会燃起新的火焰来，像在欧洲、中国和印度等等这些地方，会出现一种文化复兴的状态。21世纪的中国正处在一种民族复兴的状态中，而民族复兴一定要有文化复兴作为精神支柱，所以在中国，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文化复兴的出现。从21世纪初开始，国学逐渐热起来，国学研究得到了比较普遍的重视。不仅在中小学、大学，在社会上，例如一些社区、街道也有国学热的状况。出现这些状况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找到民族精神的支柱，必须要找到自己的。 　　汤老曾在多个场合说：“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且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对于儒藏的编纂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说：“《佛藏》收录了佛教典籍，道家典籍也编在一起了，就是没有《儒藏》。从历史上看，儒学传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没法割断它。上世纪90年代，因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汤一介开始思考“文明的冲突”的对应面：文明的共存。他认为如果文明不能共存，世界将会混乱、人类彼此争夺。这个看似政治家考虑的题目，其背后拷问着中国现代哲学转型的学术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说法认为激进主义派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汤一介则认为，包括激进主义派、自由主义派乃至保守派等在内，共同组成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前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世界，后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中国，应该如何来理解、如何来创新我们的哲学”。 　　如何实现“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处？他认为，只有互相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取得共识。其后，冯友兰、季羡林、梁从诫、汤一介等学者创建中国文化书院，任院长的就是汤一介。这也为汤老后来的“国学观”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中考量，使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和现时代的要求接轨，才是中国文化走出困境唯一的出路。 　　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汤老的目光更多地放在了哲学理论问题上。八十年代以来，先生以几十年的学术生涯，积极探讨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真善美”问题，探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倡导“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自1990年代末开始，他考虑创建中国自己的阐释体系。在他看来，当前对经典的解释，无论哲学、宗教、艺术等，都是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而面对中国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料，以及解释经典的经验、方法与理论，他在思考创造中国的解释学。 　　1994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10周年时，汤一介在追述书院10年历程时说，书院是靠两拨人维持下来并走向辉煌的。一拨人是老一代学者，另一拨就是像他这样的学者。 　　他说，如果说老一代学者的风范是维系中国文化书院的精神力量，他们这批“半老半不老”的书生，应该说是中国文化书院的中坚力量。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为民间争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而尽力。虽然有人说他们“书生气十足，作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但他们还是愿意“知其不可而为之”。 　　汤老用“半老不老的书生”来形容他们这一代学人，仔细琢磨起来，是很到位的总结。 　　汤老出生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和陈寅恪、吴宓齐名的国学大师。汤用彤这一辈人，大致属于民国以来的第一代学者。他们虽然生不逢时，“苟全性命于乱世”，却有一个学术自由的空间，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术研究的宗旨。不管是北洋军阀时期，还是蒋氏民国时期，都对学者们保持一种敬意，留给他们一个自由的空间。所以，这一代学者基本上是生活在书斋里，是典型的书生。 　　在这样的空间长大的汤老，身上自然流淌着学术自由的血液。但不幸的是，在他开始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却遭遇到以革命的名义征用学术、以革命的名义扼制学术自由、以革命的名义打烂书斋的时代。 　　对此，他有过困惑。首先，他自己的身份就很不好定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解放后流行一种说法，就是哲学家只能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这样的人。“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哲学工作者。”他说。哲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解释这些伟大哲学家的思想，用他们的思想解释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这是当时普遍的想法，包括冯友兰的书里边也是这么写的。”而哲学工作者是不可能创造一个思想体系的，他们只能“跟着伟大领袖走”。 　　他说，在那段漫长的时间，他都被教条主义束缚着，也被革命绑架着。1973年，他被征用成为“梁效”成员时，他心里是高兴的。和他一起的人也如此，基本上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不过，因为还有书生的血脉，在革命语境下，书生气有时候也会冒出来。 　　对于汤老这一代学人来说，在最有精力做学问的时候，革命和政治的喧嚣使他们远离了书斋。父辈给予的“书生气”，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革命要求的角色是，领袖语录的阐释者、没有自己思维的守纪律的“螺丝钉”。在狂飙突进的革命年代，他们没有选择地被裹挟进去，甚至是庆幸自己能在革命的战车上获得一个站位。当革命的喧嚣退隐，在学人开始逐步被敬重的1980年代，他们血脉里的书生气才慢慢显露出来。 　　汤老称自己为“半老不老的书生”，肯定自己还是“书生气十足”，但这恰恰表明，与老一代相比，他们已经书生气不足了，因而很珍惜“书生”这个称谓。不独他，周一良把自己的回忆录定名为《毕竟是书生》，也是这种珍惜的表现。 　　不过，这种书生气已经被漂白了不少，缺少了成色。革命所要求的“崇高”、革命语境下的政治，毕竟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有时候会无端地把学术指向政治，而且还会不由自主地沾沾自喜。 　　直到汤老去世，他的办公室一直悬挂着“旧邦新命”条幅。这是北大哲学系教授杨辛送给他的，他很喜欢这四个字。 　　有人解释说，这四个字很符合他的学问追求。意思是说，中国有数千年历史，有独特的文化，在当今这个全新的时代，中国要发展，中国文化要在世界上复兴，都需要对自己古老而独特的文化进行传承。 　　这样的解释，很有革命语境的烙印。我倒是觉得，他喜欢这四个字，是在独自品味着无奈，承受着孤独。 　　1949年到1976年的角色，不是他喜欢的。等到1980年代有了相对好的环境可以做回书生时，他意识到：“我已经不可能真正成就一个有系统的哲学体系了。”他知道，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只能“心向往之而已”。 　　也因为如此，他特别反对大师称号。而且，在他看来，不仅他自己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相当一段时期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而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老觉得自己不是哲学家,“我是一个哲学史家。因为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哲学体系,我现在是研究一个一个哲学问题。好像我的长处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来。” 　　但是，尽管纠结，尽管有“旧邦新命”的烦恼，汤一介这一代学人，依然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随着这一代学者的退隐，如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成为“半老不老”的人，我却连称自己是“书生”的勇气都没有。而像我这种“半老不老”的人，在学校里，当面还能听到叫“老师”，背后大多已成为学生眼中的“老板”。“先生”这种代表着纯粹学术追求的称谓，基本上已绝迹了。 　　“汤先生是我认识的当代学人中最具儒者气象的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如此评价汤一介。 　　所以，随着汤一介这一代人的谢世，世间恐已无“书生”。 　　纪念一位杰出学者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他的著作。与很多读者一样，与汤老结缘，乃大学无意中读到他的一本著作，后来才知道的祖籍竟然是湖北黄梅，算是我的半个老乡，便留下无限敬仰之情。 　　最喜欢读的是第九卷《深夜一盏灯——散文与随笔》，书名借题于湖北黄梅废名的诗。散文与随笔最能反映出汤一介的心灵，内容也涉及他的家世、人生、爱情与友情。在《我为什么而活？》一文中，汤一介回忆了从小到大的经历和所读的书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写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应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应对社会负责任……自古至今有儒家精神的仁人志士都是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兴衰和人类社会的幸福十分关怀，往往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是为着一己的小我，而是为着国家民族的大我，因此可以为着一个理想的目标，舍生忘死。” 　　“母亲生我/在世上必增加一座坟墓。”这是汤一介19岁写下的一首诗的最后两行。诗的题目叫《死》，是他在杂志上读到诗人林庚写的《生》后，觉得对方认识不够深刻，提笔在原诗的空白处写下的。 　　68年后，汤老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2014年9月9日，那个中秋节之后、教师节之前的那个农历八月十六的晚上,罹患肝癌的他病逝于北医三院。教了一辈子书的他没能赶上9月10日这一属于教师的节日，也没能等到父亲汤用彤纪念馆在湖北黄梅揭幕的那一刻。　　

青青绿茵点点红， 护花仙子隐花丛。

敢问花儿为谁开， 碧波飞舟示航灯。

　　古城林木竞争荣， 枫仙亦来炫彩虹。

倏见织女欲拍照， 一跃置前扯背景。 （古城林木：这里指新乡市延津森林公园。）

　　沉魚落雁一花容， 扶石小憩思友情。

同窗厮守今何在， 一袭芬芳须相逢。

　　蟠桃盛宴聚天庭， 举杯碰盏喜气浓。

久别重逢格外亲， 千言万语注酒中。

　　五龙盘山响水声， 响水河中闹五龙。

四方神女俯下界， 山舞水笑贺太平。

　　不让须眉巾帼英，蹬鞍勒马欲出征。

明知前路有艰险，踏平坎坷乘白龙。

　　花开时节花飘香，果压枝日籽满仓。

虽是昔时花儿美，焉比果熟倍芬芳。

　　金花近人人更靓，人吻金花花愈香。

牡丹仙子微微醉，你亲我爱吐衷肠。

　　清明河桥高千丈，观景依栏暗思量。

宋时风景今犹在，王侯将相去何方。

　　抚首漫步大道旁，风送馥郁树搭凉。

仰视广厦千万间，杜甫心愿今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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